2月4日，广州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由1300元调整至1550元。而这顶“全国第一”的帽子，花城才戴了不到两天，6日就被宣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1600元/月的邻居深圳超越。
据《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统计，今年初，河南、陕西、浙江、北京、贵州等地也都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广西、安徽、辽宁等省份也都在日前明确表示今年将上调这一标准。
在劳动者拍手称好的同时，不少企业主对本报反映，人工成本伤不起。
30省市最低工资超千元
本报记者对32个主要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梳理，发现30个省市的最高档工资标准都已超过1000元，除了江西（870元）和甘肃（980元），这两个省份上一次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分别在2012年的1月和4月。
而在此前，尚有好几个中西部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千元以下。比如云南、西藏、青海、重庆、海南，这五个省份都是在2012年调整后步入千元阵列。而贵州是在2013年1月1日开始调整，由此前的930元上调至1030元，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元。
目前，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省份仍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深圳（1600元）、广东（1550元）、浙江（1470元）、上海（1450元）和北京（1400元），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为15.2元。
1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2012年已有25个省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
多名专家认为，目前的用工紧张正倒逼各地提高最低工资，这有利于吸引外来工，缓解用工紧张。“春节过后，外来工肯定会看哪里的工资比较高就往哪里去。”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统计学教授韩兆洲说。
稳慎调整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总是一面受到劳动者的热烈欢迎，一面牵动着用工企业已经隐隐作痛的神经。
在1月底的广州两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就曾对本报记者反映，不断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很大压力。“虽然我们给的工资肯定要比这个高，但是标准一上调，人社局一公布工资涨幅目标，就必然会引起工人们的联动反应，他们就开始要求涨薪。”他说。
这位企业家所反映的情况其实很普遍。东莞台商协会的顾问袁明仁告诉本报，现在经济形势很不好，并且年初会更不好，现在很多台商企业都希望政府来把自己的地买回去，“落袋为安”，台商企业有的缩小规模，有的转行，不然就是干脆关厂。“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说。
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广州女神钟表公司总经理朱中兴认为：“可以调，但是要给企业时间。”他建议，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收取高额税费相对应的是，政府应该在工人的职业培训方面承担更多的职责。工人的流动性太大，企业主不敢把钱花在员工的培训上。
事实上，官方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态度也并非“大冒进”。在2012年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提出，要探索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评估机制，稳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出台最低工资标准前最好启动雇主和雇员的集体协商，经过多轮协商，凝聚社会共识，最后再推出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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