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网站一留学生贴出其年薪10万美元，却自称在美国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及窘迫财务状况，引发人们对中国与美国中产者类比数据的热议。
粗略看，在美国10万年薪堪称典型中产收入，在剔除每月预扣所得税2200美元、医保自付款300美元、按揭款2500美元等总计7700美元固定开支后，只结余1300美元供全家吃穿用；同时对比中国三口之家，夫妻双方约收入过万，且需按揭房贷的中产家庭之境遇，似乎有天下中产同病相怜之感触。
然而，细研之两国中产的生计境遇则存在着不同的隐情。
以网上“吐槽”的美国华裔中产的每月固定支出结构明细看，不难发现所谓“猪狗不如”的生活是一种反讽，甚至是卖弄。如其列支的每月所得税预扣税款，属于预缴税，由于美国个税是以家庭为计提单位，且实行综合计征，一般在填写报税单后可获得退税及优惠等，同时其罗列的诸如400美元水电费、合计250美元的电话和手机费、100美元的有线电视和上网费等，在美国也可谓是奢侈。可见，美国中产所谓的家庭财务拮据，是高生活水准的“撒娇”，并非真正的经济不自由。
与之对比，中国中产则暗藏隐情。如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人民币的中产家庭，若负担一笔150万元、20年的房贷，仅每月按揭款便将近其收入的一半，再加上日常开支，以及衍生在流转税中的各种税费负担等外，确实难言经济自由。
显然，中美中产人群同样的吐槽，不同的现实生活感受和境遇，透射出的是中美税制结构差异对个人生活的不同影响，以及税制结构对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配置趋向。
诚然，基于直接税的比较，国内个人的税负并不算高，但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个体的税负后移至居民日常生活的点滴，而无孔不入的流转税制使国内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成为虚实相间的浮萍，再加上需要背负20年的沉重房贷，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大部分成为了“不可支配收入”。
现行流转税制也在客观上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与GDP、财政收入的失衡。如流转税本质上是对经济活动过程进行间接计征税款，这使得基建等资本密集型投资，可推高GDP数量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但不一定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及由其内生的国民收入失衡格局，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年来巴萨效应在中国的变异，即基于购买力效应下，巴萨效应不再体现通胀与利汇率间的参数关系，而是资产价格（房价）与利汇率间的参数关系，进而生硬地把一个生活必需耐用品——住房，变成了投资主导的市场，凸显出其金融和储蓄属性，而削弱了其消费属性。并由此增加了中产的住房消费成本，使之成为收入上的中产，支出等经济自由上的低贫。
中美中产群体“吐槽”般的抱怨，显现出的是什么样的财税制度更有助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使本国中产阶层过上名实相符的体面生活。问题千头万绪，趋向直接税的税制改革无疑是一个先决性的破题安排。
这是因为，流转税主导的税制，使投资、出口之经济动力机制在竞争中趋优，而直接税主导的税制，既能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内需容量，又可为资本提供市场敏感性的市场配置架构，降低了整体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和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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